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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文道小众而极致多元亦纯粹的香港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21:30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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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文化,梁文道说,“再也没有一统天下的东西了,香港变得更加多元化,也比以前更加细致”,所谓“高雅文化”,“反而变得更纯粹”。关于生活,梁文道说,香港人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,去研究怎么样在高密度的状况下维持秩序和效率。”

香港,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种文化符号,温煦着近现代史中有关南洋的记忆与想象,牵动着传统中华文明的涓涓血脉;是一个经济风向标,亚太甚至全球的股市波动与风云变幻都在一瞬间;是一个贴有“购物天堂”、“美食之乡”、“动感之都”、“国际金融中心”等一系列耀眼标签的地方。

回归十六载,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。香港文化的精髓到底在哪?与内地的交流到底带给香港哪些变化?这些变化又将导向何方?这些问题,对于一些跨越区域的文化人而言,感受尤为深刻,《中国周刊》近日采访了其中著名的一位——香港时评人梁文道。

没有主流,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

《中国周刊》:早期很多人对香港的印象,大都来自TVB金庸武侠剧、警匪题材电影,以及宝丽金的经典粤语歌,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大成时代。但今天,大家感觉香港文化好像停滞了,很多香港知名艺人、文化人也纷纷选择来内地发展,这是否说明香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?

梁文道:如果从流行文化来讲,香港是好像很停滞,但是另一方面,我觉得香港比以前更好了。其实恰恰是流行文化的霸权衰落了,TVB不像那么强势,再也不是所有人都等着看它的电视剧了,大家才因此多了很多选择,开始注意到香港其实还有别的很多东西。其实香港向来都有流行文化以外的东西,只不过那些东西大陆从来没注意到,今天当然也没注意到。

《中国周刊》:那在您看来,今天香港文化的主流是什么?

梁文道:现在没有主流。事实上,再也没有一部电影上映,所有人都要看;一个电视剧,所有人都要看;一个唱片出来了,所有人都要听,再也没有这种东西了,基本上是很碎片化的。

但我觉得香港在很多方面,比如说文学上面的多元化、灵活程度比以前丰富;香港的流行音乐比较边缘的、另类的、实验的,或者各种民间的独立音乐,比以前更活跃;香港剧场艺术、视觉艺术这几年也比以前更开阔了。

另外,香港还有很多另类的生活文化实践,比如说,很多年轻人集体回到农村耕种,在那边实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,或者做各种的手工作业,不再愿意做工厂规模的东西。

这其实是选择更多了。大家开始不满主流文化,不满所有人都要关心同样的话题,不满所有人都要热炒某件东西。如果说全民都要关注的一个话题,我想除了政治以外,文化生活方面再也没有这样一统天下的东西了,香港变得更加多元化,也比以前更加细致。

华人、国人与市民

《中国周刊》:有人说香港是“半唐番文化”,表述了一种“不中不西、半土半洋”的“中间人”色彩,在您看来,这么说是否有些贬低的意味在里面?您如何看待香港中西文化的融合?

梁文道:这个名词讲得最多的是陈冠中先生,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带贬义的,它是褒义的。“半唐番”文化没什么不好,这种状态,恰恰能够颠覆我们对所谓的“正统”或“纯正”的想法,因为所谓的“正统”和“纯正”,其实往往是一种神话,是一种历史的塑造。

如果要讲正统的话,香港过年过节的规矩比大陆还大。七十年代的时候,很多国外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进不了大陆,他们研究中国社会,比如说要想研究一下中式的祭祀,都会到香港的新界。直到现在,香港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传统华南农村的道教瞻礼仪式,而这种仪式往往是10年才做一次。看起来一个村好像平常没人,一旦10年的祭祀典礼到了,住在世界各地的子孙全部会回来,该干嘛干嘛。

香港一方面很传统,但另一方面又很洋派,之所以称为“半唐番”,的确是有点花样杂取的状况。但其实这个状况并不只有香港是这样,整个华南沿海都是,从福建、泉漳二州、厦门、金门,然后到潮汕地区,整个东南沿海这一面,其实这种状况都很常见。香港只是比较特别,保留了一个前民族主义时代的华南华人的生活状况。

《中国周刊》:按您这么说的话,香港人对华人、市民的认知,是不是要比对国民的身份认同感更强呢?

梁文道:我想是的。因为香港人的那种身份认同是一种前“民族主义”的身份认同。“民族主义”这个词大概翻译自英文的nationalism,我个人更倾向于台湾学者翻译的“国族主义”。“民族主义”就是你认同自己的民族,这个还比较简单;但“国族主义”,它的定义实际是你认同整个国家体制、国家机制。

对香港人而言,华人身份认同感很强。强到什么程度呢?从李小龙以降,香港所有的武打片,总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,就是打洋人、打日本人。从李小龙到陈真、到霍元甲、到黄飞鸿、到叶问,打完一次又一次。当年,整个华人世界恐怕没有人会这么热衷于拍这种“打洋人”的电影,只有香港人乐此不疲地拍,其实体现了这种华人认同感。

但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混淆为爱国主义,或者国族主义,不太一样。它就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前的模糊概念。梁启超在《新民说》里批判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,没有民族观念,就表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太知道什么叫“中国”,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们叫“华人”。而这个“华人”,是对着外族人说才彰显的身份。香港人的所谓的身份认同,其实是这一脉。

而另一脉就是对这座城市的认同,所以香港人很喜欢强调“我们市民怎么样”,“市民”的概念特别强。尤其是70年代以后,港英的政策开始关注本地民生,香港移民开始有本土生的第二、三代,这时市民的认同感就会更多。很多我这一辈的人小时候都有跟家人回乡下的印象,但是回到乡下,你会觉得跟你在香港成长起来的整个环境差别太大太大。

仍需调适的改变

《中国周刊》:在您看来,回归后与内地往来的增多对香港文化的改变有多大呢?

梁文道:这种改变有时候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发生的,在日常生活中的变化,你一定会注意到、一定会感觉到。

像我这种沙田居民就明显感觉到它的改变,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地方几十年来都是属于香港人的庶民的空间。像新城市广场,它以前卖的东西都是一些百姓日常日用的东西,不是很贵。但随着这个区域开始富裕,它慢慢中产化,而最近3年多,它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化。一个中产阶级的商场,忽然多了很多的游客,多了很多的新移民,然后这个商场卖的东西开始根据游客的口味改变,而香港本地住在这边的人要买东西感觉就不一样了。

这种改变,对于香港人而言,第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大陆人多了,所以是大陆人带来的改变。这种改变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很不好的冲突,像我今天在买书的时候,有一些大陆游客在我旁边,一下把我撞开,他也不会说什么,一般香港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,就会觉得:你看这些大陆人,太没礼貌。

但是问题是事实上这个地方的转变,不一定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。第一,这是一个商场,是一个财团经营的商场,它很简单从牟利的角度来讲,租金越多越好,当然要租给一些最能付得起租金的店。其次,它还涉及到香港的自由行的人数,这个的确是不断在扩张,这牵扯到地方政府在人流上的考虑。

当大陆游客开始从尖沙咀弥敦道,扩散到像新界地区这些庶民居住的空间的时候,整个变化就很强烈。因为香港普遍的消费能力不会一下子跳升得那么快,而大陆现在来香港的人里却有一大部分的消费能力是相当高的。在这里面就很简单地遇到一个贴标签的事,比如说撞到你的是个大陆人,你一看就会放大为是一个族群问题。

另外,就是香港人去大陆的人也很多了,有的工作在大陆,有的定居在大陆,他也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分别很大。他会发现当我们是一国之民的时候,“香港市民”对他来讲仍然很重要。因为他可能在大陆工作、生活、做生意,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跟香港规矩不一样。

小众而极致的文化体验

《中国周刊》:我们这两天走访香港的书店,发现即使商业很繁华、租金很贵的的地方,也有书店开在里面,并且经营得还不错。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繁荣的表现?但另外一方面,我们走进去看了以后,发现大部分书都是美容、时尚、旅游这一类,真正体现人文精神的文学书被挤在非常小的一个角落里。这是不是又是文化沙漠状态的一个体现?香港的文化为何会呈现这种矛盾性?

梁文道:我想这么讲,香港最好玩儿的地方就在于——主流文化是那么地商业化,那么地排斥所谓的“高雅文化”的东西,这是事实。但另一方面,这些所谓的“高雅文化”,比如说实验剧场、音乐、摇滚乐、实验电影,实验的动漫画、比较先锋的文学创作,反而变得更纯粹。

而且这个“纯粹”我觉得发展还不错,这几年很多年轻人都做得很好。为什么呢?这么讲,比如说像北岛现在住在香港,有人问他,“你这么一个有名的大诗住在香港这种文化沙漠,不难受吗?”他说:“只有在香港,你还做诗人的话,你才是真正的诗人。”我觉得他说这句话,说明他很懂香港的情况。

因为在香港,即使是再优秀的大作家,像西西这种作家,也不会因为文学上的成就,就被大众都知道,然后政府就表扬。你永远也不要指望自己能够靠写书过很好的生活,你没有任何名利可图。但是当你一开始写作就知道这是一个无名无利的东西的时候,你想的东西就是很单纯的——我就是要做一个诗人。香港的诗人已经很习惯诗集印1000本,卖500本,500本放床底上,将来慢慢送人。在这个情况下假如他还在写诗,写了30年的话,就是因为喜欢写诗,就是要做诗人。

而大陆虽然文学也比较发展特别好,但是基本上作家能叫做名人。你在大陆出本书,有报纸会访问,但香港完全没有,几乎是零。香港报纸连文化版都少得很可怜,每次报纸生意不太好,老板第一个想到动刀的就是切掉文化版。

在这个状况下,香港的文化界变得单纯、纯粹,不太在意自己的边缘位置,就自己干自己的事儿,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又由于他不需要讨好政府,也不需要讨好市场,所以他的文学创作拿出来的东西,很容易走向一条非常实验性的、先锋的道路。

所以香港是很极端,实验的方面非常实验,商业的方面非常商业。

一面是脱离,一面是寻求

《中国周刊》:您曾说自己是“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”,这是一个悲观的说法,还是一个乐观的说法?

梁文道:我说的意思其实是一个美好愿望,是希望从我这一代开始,以后的年轻人不再只是香港的文化人,他立足在这个城市,但是整个国家都是他的版图。就像苏童,他当然来自南京,但我们不会说他是南京作家,我们会说他是一个中国作家。我希望真正能让香港的文化融进来,和南京的作家、杭州的作家、成都的作家一样,会觉得整个国家的文化舞台就是他的舞台。

但这是我当年的想法,我觉得有一点太乐观了,因为今天看来其实趋势是相反的。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抗拒大陆,更加强调本土文化的身份、本土文化的特色。他想的是反过来,怎么样挖掘、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,这一点相当明显,尤其这两年。

《中国周刊》:那在您看来,新一代文化人正在挖掘的这些本土的资源都有什么呢?

梁文道:其实那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华南文化的,比如说香港的街坊、社区里的文化络,或者一些在大陆已经看不见的一些传统民俗,或者说当下香港城市面貌所带来的一种审美上的感受。

香港是一个密度特别高的城市,在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上,香港都是很经典的案例,因为这个高密度实际上有一种审美上的效果。比如说,在中环那边走,你会发现密度那么高的时候,堆着很多互不相干的元素在一起,可能前面看还是非常高级的商业大楼,一到后面菜市场就来了,这样的一种空间布局是别的地方很难看到的。

另外,香港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,人口这么多,地方这么小,但整个城市面积有接近六成是绿地,因为我们的地势都是丘陵地带,那些地方盖不了房子,所以就保留成了一个山野的状况。结果我们的绿地是意外得多,可能前15分钟你还在车水马龙的地方,后10分钟你往沙田山上走,就一点人都没有了,已经有猴子了,我们可以去旅行、去散步。

这样一种独特的空间,会造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观念,也会有一种文化生活上、习惯上的改变。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,去研究怎么样在高密度的状况下维持秩序和效率。

这些都是香港社会城市空间的基础特质,在这个特质基础上,大家就会想我们的文化表现应该怎样做出呼应。比如写作上面,香港有一些80后的作家,他们的文字我叫做“室内的忧郁”。他们的写作带着很浓重的忧郁感,你会觉得那个空间是密闭的,仿佛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房子的内部空间,限制感特别大。

梁文道,生于香港,少年长于台湾,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。现为凤凰卫视《开卷八分钟》主持人,凤凰卫视评论员,中国内地、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。

(文化责编:樊鹏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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